吐延晚黛 栉风沐雨——忆陕西省延川县老书记申昜

编者按

《学习时报》2018年3月16日至4月6日连续刊载了《吐延晚黛 栉风沐雨——忆陕西省延川县老书记申昜》系列文章。文章分为四部分，作者为黑荫贵。黑荫贵是《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受访者，1969年1月与习近平同一批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分配在关庄公社关庄大队。1973年抽调为拓家川公社团委书记，后供职于陕西渭南供电局，1989年调回北京工作，2008年退休。

本系列文章的回忆对象是申昜。在习近平知青时期，针对习近平申请入党，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申昜曾安排县委组织部长亲自到梁家河考察习近平的现实表现，在县委会议上集体决定习近平入党不受家庭影响，重在个人表现；具体入党手续由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履行。

吐延晚黛 栉风沐雨——忆陕西省延川县老书记申昜（一）

申昜同北京知青劳动休息时在地头谈心

申昜同北京知青一起劳动

有一片净土不时地呼唤你，那是山村的月光，大山间的白云，淳朴鲜活的口语，静候时光的变迁，听闻山水之声，鸡犬之鸣。——在延川关庄陕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落，竟是给我青春时代留下难忘记忆的地方。

近五年，我退休后，常来常往于延川，就是因为对这第二故乡的记忆，让我总想找回些什么，探究些什么，更想追回那段时光中的，让你生命变得纤细而精微，辽阔而丰盈的印记。可是有个人，却永远找不回来，他在历史的那一刻，用他固有的时代把握，把一代人的命运与贫困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在历史的征程中，焕发了时代的力量。我想申昜书记当年的作为就是应该体现在人们的追忆中，延川欠他一个证明。

初识申书记

1969年1月，一群北京知识青年，从大城市激荡的红色风暴中走来，一下子看到了曾经以革命圣地著称的陕北，一个仍然贫困、荒凉甚至原始的高原，时空的巨大转换，使我们这群不到20岁的革命青年感到沉重、不安，甚至产生了困惑和疑虑。偌大的中国却仍有着偌大的贫困，中国革命的几十年间，这样一个红色的陕北圣地却依然没有摆脱贫困而实现革命初衷的理想。天大地大的荒凉，天大地大的无助，我们心中的热血一下子就冰凉而凝固了，这恐怕是初到时最强烈的反应，当然我们是在热烈而真诚的欢迎中，在锣鼓秧歌的气氛下，在热情安置中到达的。可是大雪封山的几日后，静下来面对生活的时候，在所见所闻的那些无法相信的穷困生活就在眼前时，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怎能用一个“傻眼”就能够表明那时的全部呢？这就是历史的功能，它告诉你现实的真实。

我们的关庄村是一个200多户人家的大村，又是关庄公社所在地。乡亲们住在那遍布山间的土窑洞里，他们忧愁每天的生活如何维持，干每天那些干不完的事，静心于山村，忙活于生计。

由于大雪又是春节前夕，农活也就无从安排进行。男人们手中拿着一个木质的线轴，手中捧着一团羊毛，用他们那粗糙的手捻毛线，有的用粗车条做钢针织毛袜，这一风景在陕北是极具特色的。女人们则是忙着家务，用仅有的好吃食，准备着过年的东西。在公社院墙和牲口栅、供销社的夹道间的一片空地上，迎着初升的太阳，借着那阳光，就是村民们一个聚齐和拉家常的场所。社会的、各村的所有事情就是从这里传播出去。当然谈论北京知青成了他们最主要的话题。

他们不曾见过这么多大城市来的人，不曾想象出北京城里的孩子们会是怎样的，看我们的穿戴，他们感到那么的羡慕，那么的想走向前摸摸翻翻弄明白个究竟。看我们的手和脸，羡慕我们皮肤那么细那么白，竟担心怎能在这儿受得下苦；听我们说话觉得那么快，那么甜，好生羡慕，好想能听明白。但我们为什么来？能在这儿待下去吗？他们始终也弄不明白，他们好奇地到我们住的窑洞中，看我们怎么住，怎么生火，怎么做饭，看我们看书，听我们带去的收音机，总想弄个明白，城里人的生活。更有人帮我们生火教我们做饭，为我们送柴火，送来一切的关照。巨大的差别就是他们目光中所传递的，所追求的，所不可思的。然而就在日后的交往中，我们与他们在面对贫困中走到一起，相互的了解把我们与他们密切了起来，我们的改变也就遵从了他们。

关庄大队养着一匹灰白花的马，这也是十里八乡少有的公马，每次配种都会在人们聚齐的地方上演，这样的场面会惊动许多人，也是农村最热闹最有气氛的场面，也是一片生机，一种生活的画面。

然而这匹大马却病了，瘦了、老了，大队曹书记叫上我一同去县城给马治病。我们走了70里路才到了县城，在一个马车店住下来，赶紧找兽医。我们牵着马走在县城的大路上，迎面走来了一位干部，他身材高大，披着一件军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呢子帽，尖尖的鼻梁，瘦瘦的带有棱角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就像《英雄儿女》中王芳的父亲——那位军人老首长。他快步迎上来，张开大手，那么关切地与曹书记拉着话，又上前拍拍马，问起我们来县城的事由，忙说，“不怕我来解决，可别着急”。一切显得那么亲切，那么熟悉和关切。这就是申书记——延川的一把手，他一再说晚上让我们到他那儿吃饭。

走进县城十字路口旁的一个大院，申书记的家就在那南面的一孔石窑里，一进窑就看见在窑旁的一铺土炕，我们被招呼着脱鞋坐在炕上，上面已经摆了一个漆盘，里面有酸菜、芝麻盐、辣椒面，三双筷子也摆好了，这时申书记回到窑里陪我们坐在炕上，热气腾腾的杂面就端了上来，申书记说，“吃，吃，吃了再说”。这时我才观察到申书记的家，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人家，一切都那么简陋那么简单，除了窑前的一个不大的书桌和一个书柜外，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当他问起马治得如何时，曹书记却泪流满面，这时我才知道那马死了，老曹竟没有让我知道。申书记也落下了泪，一阵沉寂后，申书记说：“你们明天先回去，我来处理后事，马没了这么大损失，县上一定会帮助你们，牲畜会有灵性的，他懂得你们的感情，它会感谢你们为它做的一切”。简短的安慰，说出了灵性，这是我从来没有的感触，一个县委书记，他用自己的那份情感搭建起了人与牲畜之间友谊和情分的桥梁，这是怎样的一份关怀啊。申书记问起我，这也是他知道黑荫贵的第一次，于是我们也就有了联系，也开始了他对我的关怀。临出门申书记语重心长地说：“老曹啊，北京知识青年到老区来插队落户，需要我们的多方照应，他们是有知识有抱负的一代，也是我们延川的幸事和责任，咱们得把他们安排好。”是啊，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在北京知青面前牵挂着多少情怀，心中有着一种使命的担当。直至今天你去陕北一旦有人听到地道的北京话，再看一眼年龄，一定会上前来问“你是当年的知识青年吧”，或说“你是北京知青吧”。在延安人民的记忆中知识青年成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知识青年在他们的认知中，“知识”两字、“北京”两字包含了那一份珍惜、那一份情谊、那一份无法割舍的岁月记忆。

吐延晚黛 栉风沐雨——忆陕西省延川县老书记申昜（二）

申昜（一）与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右二）等交谈

申书记来医院病房看我

在陕北插队的日子里，劳动是苦的，而且每天都是苦，也就是老百姓口口声声说的“苦重”。送粪是开春的第一苦活，一天要走十几趟，一趟要走几里或上十里山路。沿着别人踩下的小路一步一步踏实走，如果绕山走更是一面是山一面是深沟，你再担上五六十斤上百斤的土粪绝对是毅力和体力的挑战，咬牙忍痛才能担起担子。只有把准备的粪肥送到那无尽的山、无尽的地里，才有希望收获耕种带来的吃食。

耕种更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劳苦，牛拉犁，早上在山的底坡，收工时才耕至坡顶。翻开的土有那么多土疙瘩要靠人追着打碎。两顿饭全在山上吃，要靠社员收集各家的饭送上来，当年我们吃着玉米面做的馍儿时，乡亲们手里却还是黑糊的糠饼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种子靠人跟着牛屁股点下去，再有人随后用手抓粪盖上，始终是原始的耕作，但大面积地种下希望。光脚赤膊播撒一天的辛劳，日落西山，人们又背上耕歇时砍下的大捆柴，走在牛群的后面归家，可是牛儿已不再是耕作时的那个慢劲儿——叫人吆喝、鞭子上身的拧劲儿，它们以最快的速度争抢着跑下山去，奔向小溪狂饮起来，只有此时它们才获得自由、挣得一丝喘息，但是还有太多的山地需要它们用劳苦换得收成。

锄草在我的记忆中就是土地上没完没了的活计，只有到收成时，锄草的活儿才能罢手。几百亩的地要全面地过一遍锄，这是可想而知的劳作，无法消除的苦作。

收麦子了，那麦秆才一尺多长，拢不到手里，穗芒不断地扎手，但还是要将它们垛起来捆起来，扎到两头尖的扁担上，这是需要些技巧的。担起麦捆沿山路走，要一肩到山下，没有换肩的空间。收黑豆，早晨有露水时，用手抠豆子很伤手，豆荚很硬刺人。背玉米更是要把整个背都压在下面，玉米靠一根大绳搂在胸前，人一直面朝地晃着背回家。

这就是劳动，就是苦重的活儿。回到场院里，打麦、打豆子、剥玉米靠的是一种集体合力，有时还要伴着雨天的袭击进行。总之，陕北的劳动就是一场一场的肉搏，一次一次躯体的原始搏斗，要忍饥受饿，抛弃所有的幻想。有人说是“受苦人”的名字没起好，起个“享福人”就好了。是受苦人就要能受，他们告诉我“能住下来生下来就能受下苦了”。跟着他们一起受，有许多的习惯也变了，“受”让人连干完活洗洗的习惯也变没了。可是在老百姓的眼中，他们会认定你是能“受苦”的好后生。但是我们毕竟身体素质差一些，刚到十个月，我的身上因跳蚤咬虱子吃，皮肤上的疙瘩被挠破感染了，屁股上起了一个大脓包，已经像蒸熟了的大包子，身体稍稍一动就揪心的疼，低烧不止。队里派了个小驴车送我去县医院，在崎岖的小路上，我趴在车上，每一次颠簸就是一次剧烈的疼痛。驴车走了七十里路，我终于痛声地哭了，叫喊了，感觉自己好像难逃苦难了。

到了县医院急诊室，大夫说化脓太严重了，这碗大的脓瘤必须手术。在手术室打了麻药一刀下去，脓和血一起流出，苍蝇在我身边飞舞。大夫又用红汞水漫过的纱布填塞进去，因为周围皮肤已烂到无法缝针，只能这样处理，让纱布慢慢吸取，刀口自然长合。打了两组40万的青链霉素，平趴着送进病房。大夫说每日打针消炎，两天换一次纱布，趴上七天就可以了。没想到当晚，就有人高声叫着我名字走进病房，“申书记来了”，病友们齐声说。书记带来些苹果和茶鸡蛋，亲切地走到我的床前说：“你个后生别这么受苦，营生营生，营营生生，可要爱惜自己。”他又叮嘱大夫一定精心治疗，花费县上给解决。忙于工作的他竟亲自到医院来看我，我竟想不出他是怎么知道我手术住院的。

又逢书记教导

插队两年我入了党，当上了生产队长，名声也在乡里传开了，受下了陕北劳动的苦，熟悉了这里的所有生活，赢得了百姓的信任。高考制度恢复后，我被大队推荐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参加了文化考试，北京化工学院负责录取的老师在县上对我进行了面试，并通知我等录取书。

全村的乡亲们听说我要去上大学了，纷纷安排我到家里吃饭，短短二十几天，我每日两顿饭都被乡亲们请去，感觉自己好像成了他们的贵客。我是他们看着成长起来的，我能被推荐出去上大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荣耀。在他们心目中，上学学知识是世世代代最推崇的事，我上大学就成了整个乡村的大事，大荣耀。

两个月过去了，通知书却没有来，已经有人开始入学了。我按捺不住，去了县里直接找申书记，书记叫来教育局的同志询问，回到办公室，他告诉我：“荫贵，你的录取在延安地区平衡时被去掉，可能是有别人换上去了，别着急，事事总会有变化的。”我说：“为什么？我想不通，我在村里家家吃了送行饭，我怎么回去说呀。”申书记看似无奈地告诉我说：“后生，录不上也没什么，咱们延川需要你，老百姓请吃也是舍不得你走。有点挫折是好事。”我送你回去，乡亲们一定高兴呢。我没有让书记送，自己一人走上那七十里路，七八个小时的路程，我想我思，终于抛弃了上学事，转念想着回村干好生产队长。申书记的话已经在我的头脑里种下了一片亲情，一种爱戴。

回村后我一如既往地干活，乡亲们谁也不提那事情，一切好像未发生，但上学前后发生的一切，却让我终生难忘，我由此感受到乡亲们那份朴实的情感和珍贵的信任。

吐延晚黛 栉风沐雨——忆陕西省延川县老书记申昜（三）

申昜（右三）与知青在劳动休息时拉家常

与书记论短长

在我们插队的第三年，北京支边干部来到了有北京知青的大队。他们是总理安排来延安的，延安也成了全国唯一派干部管理的知青点儿。北京干部的到来，确实为知青在陕北插队解决了建房和集体办灶以及招工招生的大事，县上对北京干部也是十分重用，有的成了县常委，同时也让他们参与全县的农业和农村工作。

那时整顿基层领导班子是全县的重点任务，于是县上抽调了大批干部、教师，又抽选了一批北京知青。北京干部大部分投入到工作队中，我和北京干部茅雀鸣、郝健等分配到关家庄大队进行整顿工作。

关家庄大队在离公社十里的上川，是一个有着上千口人的大村，是全省有名的大队核算的生产大队。村里山平地缓，可耕种土地是全公社最好的，又有条件优越的两条大沟，自然条件好。可是多少年来，穷困使整个村子死气沉沉，地不长粮、人心涣散，形成了有名的懒人村、烂杆队。

进村不久，我们工作队觉得这个队的问题就出在村的核算体制上，本来不大的队，还分为四个小队，一共200多劳力。所有的劳作和分配统一由大队控制，可劳作又是分散在四个小队，人们干起活来，都看着别的队怎么干，比的是少干不干，生怕吃亏，而分配时是四队均分，哪个队收成好，干得好也是多分不了一升口粮。周围的队都是小队核算，只有关家庄因为是省上树起的样板队，没有人敢变动大队核算，全队人一直为此事向上反映，都没有结果，年复一年人们守着优越的条件，却无法摆脱贫困，所以就只能混日子。

为此事我们工作组内部也是争论不休，我们北京来的三个人，就觉得应该化小核算单位，但当地的两个干部却坚持不能动，动静太大难办。好在当时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中也有了“适当化小核算单位”这样的提法，于是我就写信给有关领导，说明关家庄大队应化小核算单位，改大队核算为四个生产小队核算的建议。

可是没有想到，这一建议立刻遭到了公社领导、县上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反对，有人说这是“拔红旗”“是拆人民公社的台”。县上还专门派人来调查我和两个北京干部，想知道这是谁指使的。

申书记也来了，他专门把我叫到一处，劈头就问：“到底有没有上边人指使”。此时的我一时着急，竟然说“有”。申书记严厉地说：“荫贵咱们可别上了他人的当啊，这可是大是大非啊！”我说：“不管有没有，您让我全面汇报一下好吗？”一段长达一个小时的汇报，申书记认认真真地在听，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他的思索，他对我汇报的内容有认可，可是从他沉重的脸上我仍看不到有改变的样子。我说：“书记，适当划小核算单位的提法，就是一个松口的办法，关家庄大队多少年因核算问题没有了积极性，划小了干活一定会不一样的，这跟‘拔红旗’根本是两码事。”申书记听了反而态度更严肃了，他说：“不许改，你们要听县上的。我们回去研究，可千万别在这儿犯错误，否则就是害了你，知道嘛。”申书记狠狠地指了我，转身走了。

借着要到县上开会，我们偷偷告诉生产队干部，你们分吧，拿个方案出来。等我们开会回来，关家庄已把队分了，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消息传到县上，申书记专门派人把我叫到县上，在办公室里，他对我说：“小黑呀，你胆子太大了，这事已经让地委知道了，他们来电话叫我制止，你犯了大错误。”我当时也傻了，但仍坚持，嘴硬地说：“我没错，跟‘拔红旗’无关”。此时申书记却平静下来，告诉我：你不要回关家庄了，到齐家疙瘩整队去。我说：那拆队的事情怎么办，申书记说：我来处理。

没有几日，当我到公社时，我才知道关家庄化小核算单位的事成了，无人表态，也无人追究，事情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后来申书记跟我说：“后生年轻啊，那事我们也是同意的，但又怕你受牵连，所以我就跟地区讲，是我搞的试点，收放在县委一句话。”关家庄躲过了一场政治风波，老书记处理问题的方式让我敬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何以保全就看智慧，申书记的智慧让关家庄人得到了自己的权益，保全了基层干部。

申书记送我回关庄包队

与贫下中农结合的日子里，一个让我们最最困惑的问题就是广种薄收——缺肥少水，粮食产量低，人均每年只有不足200斤的口粮，但仍要承担公购粮的繁重任务，大约公粮人均50斤，购粮人均80斤。这样一年到头的收成就是一场国家公粮的必保，人口粮半年的无法接济，干部围着征收转，百姓围着一家人吃喝愁。加上那些年陕北干旱，无霜期短，所以人们为种粮，为多产粮，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边是必须完成的收购任务，一边是无力的疲于应付，整个陕北已经出现了弃家讨饭，人被饿死的情况。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领导人来到延安，视察期间，总理目睹了老区人民的现实生活，他落了泪，说出了“对不起老区人民”的话，并召开了座谈会，向陕北提出了中央一定帮助延安度过当前困难，作出了延安地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指示。紧接着支援延安的解放军送粮队开来了，延川迎来了直升机送来的救济粮，一时间整个陕北人心大振。

那时我已成为延川正式干部，在拓家川公社当团委书记。当我在县上听传达时，延川县团委的焦玉海第一个站出来要求不要工资，返乡包队实现三变五翻，紧接着许多干部也提出申请。那时我想如果再回到关庄大队，按照周总理指示大干一场，关庄村的面貌一定会改变。于是向申书记送去了申请书。申书记立即召开全县干部大会，让我在会上发言，讲自己的想法，同时他在大会上说：“北京知青都站出来，我们延川人还能坐等嘛！”他号召所有干部都要下去，包一个队，下死决心，实现周总理的嘱托。会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叮嘱去了一定不要心急，要从基本农田入手。又说不能放弃公职和工资。我给你保存下来，代职包队。这样才是最稳妥的方式。他送我回到原属队的关庄村，一路上，申书记指着沿路的山，不断地说着他的想法。川要平，要有水浇；坡要整，要成梯田；肥要沃，要大搞土肥。他向公社的白书记交代，荫贵在关庄村包队，你们可要随时关心，随时配合，北京知青都这样，咱们可要转变呀！人家凭什么？！

为修复从上川贺家庄到关庄的轱辘坝和沿路水渠，县上给拨了水泥；为修整村对面坪的30亩坡地，县上调来了8吨硝酸和部分雷管；为平整村前后坪的土地，县农机站开来了大型拖拉机。于是一场大干就这样开始了。旱坪变水浇地，坡地变梯田。那些日子我们拼命干，连腊月三十晚上也不休息，在冻土上干，多年不上山劳动的婆姨们也都参与了进来，学生娃娃放了学就跑到工地上来。不光关庄，村村户户突然间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陕北人民又盼来了新的希望。

申书记那时凭着北京支援的212吉普，上下川地跑，全身心地投入。全县在申书记的下死决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当年就传来亩产过500斤，人均产粮上千斤的喜讯。陕北终于摆脱了饥饿，吃上了净粮。但是公购又加码了，于是评产估产就变成了一个需要运用智慧的决策。那时候，只有一个办法，一个县两本账，在其他县一起评定产量时，县委县革委要有自己的另一本账，否则第二年就得吃返销救济粮。我真切地知道延川县的领导们为了使百姓的收益可以增加，使国家的任务可以把控，承担了一定的个人风险。

吐延晚黛 栉风沐雨——忆陕西省延川县老书记申昜（四）

申昜（右五）与知青在一起

申书记与办沼气

1974年初，《人民日报》对四川农村推广沼气进行了报道，引起了习近平的关注。他把想法告诉了当时在县上的北京支延干部张之森，两人不谋而合。于是向县委汇报，申书记很重视，决定抽调3个公社（城关公社、文安驿公社、关庄公社）的6个同志去四川农村学习办沼气。当时我和习近平就在张之森的带领下，跟着代表团到四川学习。1974年底，在四川省委的安排下，我们走了5个地区、17个县，参观学习，取得了许多办沼气的办法经验。从1975年3月开始，3个公社的3个试点分别开始了建沼气池的试验。经过不断努力，终于让第一口沼气池产出了气，点成了灯，做成了饭。申书记也来到现场观看，并决定在县里成立沼气办，统领全县沼气工作，并在两个试点队组办沼气培训班。于是各公社的学员自带口粮，奔赴关庄大队、梁家河大队，在四川来的技术员的指导下，力争在3个月内实现两村农户80%建成沼气池的任务。这样，一场大办沼气的活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申书记也经常跑来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1975年7月，陕西省农村办沼气现场会在延川召开：“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沼气池也能发电”“点灯、做饭、蓄肥”这样的消息传遍全省。延川县集中骨干力量，试点培训骨干，边学边干的一整套办沼气的经验传播到全省。

在大办沼气的运动中，申书记以他的魅力和胆识，把一场影响农村面貌的工作推动起来，创造了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以点代面，以出民工培训技术的方式，使一场办沼气的运动迅速推开。仅一年间，延川的沼气池就全面铺开，老百姓在家中用上了照明和做饭的沼气能源。新事物，新体验，新成果，为延川农民点亮了生活变化的信心。

让人不能忘记的那些痕迹

我的青春岁月，基本上都是在陕北农村度过的。从一个知青到农村干部，在农村摸爬滚打了10年光景。特别是三变五翻以来，延川的巨大变化更是让我记忆犹新。申书记的奋发有为是延川产生巨大变化的核心力量。

要知道那“长龙一号”谷子、杂交玉米、杂交高粱，川地密植就发生在那个年代。县上组织农村技术人员去海南育种，把杂交种子带回延川试验推广，才使得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

要知道延川那几年修了三座大型水库，建了几十个淤地坝，修通了通向各公社的道路，这是多少心血的结晶。

要知道延川《山花》这朵奇葩，曾是当时全国文艺界多么耀眼的一支山花，培养出了一大批农村文艺青年。

要知道赤脚医生孙立哲的农村医疗站，在申书记的支持帮助下，创造了多少奇迹，挽救了多少贫下中农的生命。

要知道《人生》《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的成长和成就，有老书记在背后的推动。

要知道北京知青中有多少人入党、提干、当教师，以至成为典型的过程中，申书记不遗余力信任、关怀、培养，给知青创造一切条件。知青的成长离不开老书记的呵护和培养，是他让知青投入到延川的建设事业中。他对知青的每一点成绩都及时地给予表彰。可以说当年的延川，北京知青已是一支生力军，在各条战线上都有北京知青的影子。

要知道我们延川的孩子，他们地道的北京话至今仍是一道风景。好学上进已在北京知青教师的影响下，传到今天。

要知道在那艰苦的年代，延川的文艺活动在北京知青的参与下，曾经风生水起。延川道情、延川秧歌，曾经在广阔的黄土高原作为鼓舞人民的有力武器。

要知道这些历史的时代脉搏是在共振下发生的，是梦的承载，必是梦的见证。

“物而默契神合，造化与心流相遇”，习近平的“功深唯志，业广唯勤”对脱贫的锲而不舍，路遥的“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和那“就盼那一片片绿，就盼那一缕缕泉”的呐喊，史铁生对生死不过是一次迁徙的世界观和《遥远的清平湾》诗意、智慧、安详的思考力量，都离不开延川这片神秘的土地。这里隐藏着一个秘密，隐藏着一个世界。我们的申书记就是在那段岁月中身体力行的人，从容、智慧让人释怀。黄土地捧出的颗颗黄土能嗅出国家记忆，它让人的生命更有意义，特殊而有印记。延川的过去和未来一定会有它历史的关照。而在这期间，我们当年的北京知青把无数的浪漫变成了自由的释放，变成了自在的生活，也成就了那个人们宣称的“知青文化”。我们参与并融入了陕北农村的变革，认识了农村真的现实，而注定让这份农村情怀铭记心间。而申书记当年的精神飞扬，横黛吐延河的岁月沧桑，更是历史给予的最大关照，也是北京知青的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