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荫贵：我和史铁生在延川插队的日子

我和史铁生在延川插队的日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已无法照常上课。我和同学李金録、清华附中的曹博，常常到铁生家玩。那时常在铁生家玩的还有刘瑞虎、李铁良。我们聚在一起，说天谈地、无所不言。铁生总是喜笑颜开地迎接我们，又一起骑上自行车在城里闲逛，以此打发那无学可上的光阴。

一纸“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把我们的所有寄托和热望给予了陕北，而我们也就不暇思索地汇入了那场运动，远离父母亲人，奔赴了陕北老区。

到达陕北，最先迎接我们的是黄土高原那一望无际的群山。我们爬上山峰，俯瞰青平川。铁生曾这样写道：“我们插队的那地儿的那条河叫清平河，那道川叫清平川，我们村子坐落地叫清平湾。站在山顶上看清平河，一条金属似的带子，蜿蜒东西不见头，清平湾上浮着薄雾，隐约可见家家窑檐下耀眼的红辣椒。”这就是我们最初见到的陕北高原，她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平静的，平静得让人感到亲切。

1970年代的清平湾

我被分配在公社所在地关庄大队，铁生、曹博他们随同班同学分在了离关庄十里地的关家庄大队。我们之间的见面就是以串队的方式进行的。

刚到延川时，我常去关家庄找铁生，与他一同住在窑洞里。见了面说不上几句，铁生就会巧妙地用陕北话逗闷子，然后大家大笑一通，这种开心是现在根本体会不到的。铁生说话时总是带着一种沉稳的气息，他说对村里乡情乡怨、户姓宗族方面的体会时，竟说：“这些是陕北维系一个村庄的根本，关家庄本是一个以关姓为主的大庄，但后来许多榆林过来讨饭的长期住下来。不过，大多数后来的人都是处于卑微的地位，委身在此，只求儿女平安。这是饥荒、战乱带给老乡的，但他们得承受。”我说：“现在早都公社化了，就是凭干活生活，凭工分吃饭，干嘛要低三下四呢？后来的老乡不该有那样的承受。”铁生说：“这就是人的苦处，就如这山川，几百年仍无变化，水土流散，冲到哪里，只有在那拐弯处才可以有停下来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从窑前的清平河滩就可以看得出，一个拐峁两个湾，停下了就有机会，就形成滩，等下一次洪水来，看会不会改变。”

陕北当时是一座座的荒山，很少见到树木，人们祖祖辈辈背朝日头、面朝黄土地开荒种地，广种薄收，维持半饥半饱的日子。遇到大雨，水土流失可使众山千疮百孔，清平湾的水会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一般从上川扑下来，那水头竟达五米多高，带着沙石、杂木和庄稼，咆哮奔流。等水过后，黄土坡上形成了无数沟渠，平川里的庄稼也被冲倒了，所以陕北的夏季就怕暴雨带来的大洪水。

那年，因家里有急事，我坐了一回由延安飞往北京的飞机。在舷窗前，俯瞰陕北高原，那简直就是古老的原始地貌，整体上就像是突起的一幅幅脑回路图画，巨大，疤痕累累。飞机要经过二十多分钟才能再见到平原。想当年，它应离我们的时代很遥远，可我们竟就落户在那疤痕中，谁人能寻见呢？后来，铁生用文字重新记录这片土地，将思考延伸入时间与空间之中，写出了陕北的沧桑和神秘。仿佛每一次阳光掠过的暗淡，都成了他的牵挂，他尽情地享受着瞬间的美好。其实，这些瞬间，我们每一个插队的同学都在不时地相遇着，但留住这瞬间的是铁生。这是生命感悟的审美，是与自然的自我融合。

在关家庄，我常听见铁生讲起房东疤子、明娃妈、怀月、碧莲、四元、栓儿等，讲这些人的生存状况。他们都是铁生关切的人，是他在陕北最贴近的人。他常感慨他们的生存能力和受苦的耐力，以及抗争苦难的本领。他讲到的这些人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以及身边的很多知青，我们也开始以同样的态度对待面前的困难，那上山的劳作，应该说就是熬着、盼着辛勤劳作一年的收成和老天爷的恩赐。

说起劳作，铁生如实地记录：“天不亮，耕作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出山了。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久的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拿粪的，拿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垃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的向前移动，随着那么悠长的吆牛声，引起一片回声。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就是这些寡言少语的陕北乡亲，孤独地守着这片黄土地。他们生活着、抗争着，在陕北打下一片红色的大地，成为革命的摇篮。几十年后，他们又接纳北京知青，又一次为共和国分忧，把那贫瘠的土地再分出一份，把那紧缺的口粮再让出一份，扛起本该属于城市的负担。他们虽然卑微，却从不退缩，从不放弃。他们面对苦难的态度和对我们的宽怀和包容，让我们北京知青必须用良心才能承载这一份感动。这感动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并相互传递，相互温暖着，以至于让我们在这里活得实在、安宁。

铁生在陕北喂牛的两年，正好是我参加公社组织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到关家庄蹲队的日子。这样我与铁生能够时常在一起，目睹他的喂牛生活。我敢说这是铁生人生旅途中最美好的青春体验。那时铁生对陕北的牛，透着那么一股子深情的厚爱。铁生最爱看斗牛。说起斗牛来，常绘声绘色地讲，有时竟自己装起牛来，牛斗架的一幕就立即浮在我们眼前。此时的铁生就像一个孩子，天真活泼得像是牛犊儿欢蹦乱跳。我们都被感染了，同铁生一起沉浸在欢乐中。

和牛在一起的日子，铁生说是享受。他写道：“秋天，在山里栏牛简直是一种享受，把牛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者把牛赶到山上，在下山的路上坐下，看书。”陕北的牛，就是老乡的命根儿，一年所有的耕作，全凭牛一步一步地翻开那干硬的土才能播下种子。特别是夏收后，地上带着麦茬的干黄土地，那坡坡洼洼的山地间，牛拉着铁制步犁，深翻土地后种麦子。这是牛最苦的季节。如果牛把式心地善良，扶犁提桨，牛会轻松一些儿，否则牛就受大罪了。可是那年月，人也吃不饱，牛吃的只能是芦草加一点点的黑豆。有多少牛就是在这样的苦力下变得皮包骨头或者生生累死。只有熬过这一季，牛儿才有稍稍的喘息。在广种薄收的陕北，牛眼里的陕北或许就是犁不完的山。

如此，一个喂牛的人遇到自己厮守喂养的伙伴死去，那悲痛是难以言表的。铁生就经历了，他讲给我们当时发生的场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他说：“我喂养的那老黑牛为吃秋收散落的谷粒，踩空坠下山崖。当我和众人把牛从沟里拖回来时，牛的肚子已经鼓得怕人了。牛已没有了哀鸣，眼里布满了血丝，只是不时地瞪着眼，直挺挺地躺在牛棚中。我守夜，算是给它安慰。可是半夜它终于四腿挺直瞪起了眼睛。队里安排人把牛按到河滩石台上剥了皮，才埋了（陕北人是不吃耕牛肉的）。”铁生说，“放血的一刻，我看见牛竟落下了泪。那牛是落着泪辞世的，是真的。”

生产队把喂牛的工作交给知青，就是因为这副担子很重，关乎一年的耕种，需要像铁生这样负责的好后生，每天去精心饲养。铁生每晚都随时给牛添加草料。草料要一点一点地加，不能一次加满槽，因为牛也捡着吃，也会把草拱得落满地，草不干净牛也不会吃。所以牛起劲吃草时，要人盯着加草料。一气儿下来就得两个时辰，晚上得盯到很晚。只有牛卧下了，才算告一段落。这时夜已深，一般得到次日两点。牛上山后，铁生就去做割草、铡草、过筛子、清圈粪、刷牛槽、垫干土这些活儿，每天基本上睡不了多少时候。这是一个勤快活儿，一个良心活儿，一个对牲灵投入心思的工作。牛是牲口，陕北称牲灵，真是太贴切了。铁生因牛的死亡病了一场。

终于有一天，我们都回北京过春节，并且又一次聚在铁生家。那回刘瑞虎、曹博、李金録、李铁良、陈绳祖都在，我们还专门在天安门汉白玉桥边合了影。围坐在铁生家温暖的屋子里，我们抽着烟话着家常，互相问候后，话题又转向了陕北民歌。

铁生说：“陕北民歌哀婉时低回有拖腔儿，欢快时嘹亮的像呐喊。”说着，他就随声哼起，“提起——这家来家有名……”他拖着腔儿手在胸前比划着，又将双手甩开，好像拖得不够长。曹博接着就唱起《赶牲灵》：“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儿呦——”我们大家接着就都唱：“三盏盏的那个灯……”

大家一起自由地拖长声音，直到都感觉到位了为止。大家唱的调正腔圆，完全是陕北人的发音，就觉得十分开心。我说：“别光唱还得讲个道道出来。”铁生马上接下去：“是地势的原因，是为传音的目的，要让人听到才是乐儿，更是唱歌人的情绪，这是在用心灵唱，这是与天与黄土地上的受苦人过日子的反响。”我们都认可铁生说的。接着又一首一首地唱开了，《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想你哩》《圪梁梁》，越唱越兴奋，唱得都站了起来，把一些酸歌都唱出来了。当歌词中出现亲口口、拉手手的词时，我们都红了脸，歌词故意吐不清，但人人都意会着，彼此都显得慌张起来。那时二十左右的男青年唱起那酸曲，都露出了那么一股子坏劲儿，可敞亮了。这就是陕北的信天游，就像黄土地上千百年流淌不息的清泉，打动着陕北青年男女的心，率性而清纯。天下的情歌没有哪一处能比陕北的丰富，没有哪一处有陕北人那样的细腻，那样的让人感到滋润，感到身心舒爽。这是黄土文化的积淀，也是心灵最真实的呐喊，是从心底里喷涌而出的泉源。突 然 ， 铁 生 抓 起 一 个 帽 子 往 头 上 一扣，唱起了《货郎与小姐》的咏叹调：“卖布——卖布来！卖布——卖布来——”我们大家忙呼应，我唱“你有钱，我就嫁给你，没有钱就别嫁给我”，铁生唱“等卡斯卡尔结婚之后，我就娶你做我老婆”。大家齐唱“来吧！我的朋友，来吧我的鲜花，我爱你呀我爱你，我的生活离不了你……”节奏乱了，舌头也不利落了。大家狂笑着，推搡着，笑成了一锅粥，整个空气都沸腾了。又有谁吹起口琴唱起歌，《小白船》《喀秋莎》《哎哟妈妈》《到吴起镇》等一一唱响，一直到晚上才散了。

这是一段最感动的记忆，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欢庆，在不经意间我们对陕北的那份情有了升华，有了贴切的感动。其实，在陕北，这样的欢乐情景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一唱就是一夜，我们都在抒发内心，皆因那个年代男女知青不交流，而青春的悸动是无法控制的。陕北情歌给了我们抒发的勇气，爱情也从心中爆发出来，而此时的女生却在偷偷地听。虽然她们不交流，没有我们放任，可在无法入睡时，也会传来她们低低的哼唱……等我再一次去关家庄与铁生团聚时，我发现铁生有了变化。起初发现躺在土炕上看书的他，聊天间不自在地坐起来扭扭腰，皱起眉头，好像有些不舒服。他下了炕，双手握着门框，做引体向上的动作，可是身体却怎么也挺不起来。铁生失望地收住，双手扶着腰，有些踉跄地又爬上炕，趴下，汗从头上往下冒。

我忙问：“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他说：“没什么，就是近来觉得腰不听使唤 ， 没 劲 儿 ， 腿 也 抬 不 起 来 ， 不 知 怎 么了。”我说：“可别累着，该歇就歇，是不是晚上喂牛招风了？”他说，“没有，怕是我的腰有了毛病，都好多日子了。”我说：“去县医院看看吧！”他说：“等回北京时查一查。”我感到有些问题，心想铁生一定是病了，他平常没这样过。赶巧，没过多久我就回了趟北京，专门去了一趟他家。我把铁生的情况说给他妈。他妈说：“坏了，铁生是老病发了，他先天脊柱就不好。”我说：“那您可得想法了，我现在才明白他的痛苦了。”就这样铁生在母亲的关切下，终于查出先天性脊柱裂，被接回京，病情也开始发作了。铁生被诊断为高位瘫痪，消息震惊了我们，铁生再也无法回陕北了，他将在轮椅上度过一生。也就在这之后，回城潮、招工潮开始了，北京知青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变化。陕北老乡们也看到了这变化，可那些陕北的小娃娃们却根本不明白，与他们日日夜夜在一起的哥哥姐姐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他们怎么会走呢？他们去哪儿了？等我再回京见到铁生时，他已坐在轮椅迎接我了。再也看不到铁生生龙活虎的样子，一双干瘪的腿放在车蹬上，脸上写满无奈。铁生告诉我他在一家街道工厂做工，画彩蛋，并拿出一个自己初学时的作品送我。这只彩蛋画得是嫦娥，从细腻的笔触可以看出铁生是很用心的。我刚想说点什么，他却急切地问起陕北的近况，好像这倒与他有关。我说：“仍是原来的样子，一切都没有变化，跟城市不能比。”他有些茫然，说，“等有一天，我们这伙儿人都老了，白发苍苍拄了拐棍儿，即便到那时候，咱们找一块不碍事的地方坐下，相互之间的问候就会是在哪儿插过队？哪届的？这就足够了，我们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了然。这永远是我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这是我们的专利。”我开玩笑说：“的确，那时候我们都成了插队祖师爷了。”正说着，铁生突然眉头紧锁，不好意思地说，“我失禁了。”我慌忙说：“没事，我来尝试一下。”我帮他脱下裤子，看见他那细腿，不由一惊。当我安顿好铁生，拿着湿裤去晾的一瞬间，一股气味顿时让我肠胃都翻腾了。我想，不能一晾了之，就帮着洗了。我想这恐怕是他常有的事儿，真难坏了他父亲，也不知铁生是如何熬过来、挨下去的。

铁生曾说过要再回一次陕北，因为多少次曾梦回过，1984年他坐轮椅回去过，看到了陕北的变化。我在1986年也回去过。陕北召唤着我们，我想铁生会跟我们一道，带一个大部队去重温旧梦，回那魂牵梦绕的清平湾。

1984年，史铁生回到延川“清平湾”

铁生说过，“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记住那段生活，那个地方。”

铁生现在走了，可是铁生把我们知青一代人在陕北的一切记录了下来，传播了下来，有铁生就有了知青史中最值得记忆的东西。铁生曾说：“我还不曾想过上山下乡运动的作用。历史有时很有趣，先定的目的没有达到，却有了意外的收获。”铁生在他六十岁临近的时候，驾鹤而去，我想可能他在天上又一次光顾了陕北清平湾，关注着黄土地上那曾经相识的青春之地。

2011年5月，我又回去过一次。陕北变化很大，绿色成了陕北的主色调，人们的生活好起来。窑洞已留不住年轻人，他们奔向了大城市。留守的是老人、小孩，他们守望着这黄土高原，延续着黄土高原的生活。他们心中仍有北京知青，仍会想着当年那些孩子现在怎样了，这次回去，他们又一次用大秧歌把我迎进村，让我还了愿。铁生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人举起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我想，铁生是悟出了生死，悟出了尘世之道。几回回梦归清平湾，我们与铁生同祝陕北人民安康。

原刊于延川《山花》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黑荫贵，北京知青。曾在延川县关庄公社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