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重返陕北“第二故乡”

返乡记

作者：刘小幸

我是北京十九中初68届，也就是老三届最低一届的学生。1969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中，与十几位同学一起到陕西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河大队插队。至今已有57年！关家河成为了我们的第二故乡。尽管在那里度过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只要可能就想回去看看。

上次回关家河已经是25年前的事，其间有几批同学回去过，规模最大的是2016年杜珏、树范、宝玲、娃娃等人，还带了几位没有插过队的同班同学一起前往。

现在，川里沟里的路修得好多了，同学和老乡有车的人也多了，回一趟村里比过去容易得多。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回趟关家河，但是总没有落实下来。

2025年秋天，几位插友共同商议，并与村里取得初步联系，定下了9月5日到11日回村的日期。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坐失的机会！于是，购买机票，打点行装，三四天内就从洛杉矶赶到延安。

再访延安

现在有些老乡已经移居延安市，张本年是其中之一。他曾当过村里的赤脚医生和村主任，早早就在火车站上等着接我们了。他陪我们到酒店卸下行李就带我们到宝塔山下一个名为“老延安”的饭馆去吃陕北特色的美食。

老延安饭馆

延安整个城市中心区都设置了灯光，特别是延河大桥和宝塔山周围。这是旅游区的特色。我们插队时，曾经多次留影的延安要朴素甚至土气很多，远不如今天这般光鲜亮丽。那时村里很少有人去过延安，很多人连延川县都没有去过，更不用说在这些城镇安家了。

现在，不少人举家搬迁到永坪镇、延川县、延安市，以及周边的县市，还有一些人到了西安。张本年的子女在延安工作，他住在这里多年了，成为我们此次访问延安的“地主”。延安于北京知青而言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每逢来到这里都会转转看看，与时俱进地更新对她的熟悉度。

出发参观延安市以前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与关家河村书记沟通，与他分享这次回乡的设想，商议如何组织活动。因为我们插队的时候他才出生。我离开村庄去上卫校的时候，他才五岁，对我有了模糊的印象，却不记得之前离开的知青们了。

这些年，村里没有什么农活，年轻人出去打工，陪孩子上学，老年人被子女接出来养老等等，搬到外面住的人越来越多，而与我们年龄相仿和实际上认识我们的人已经不多了。村书记能召集回村与我们相聚的老乡非常有限。我们的想法是包括尽可能多的乡亲，而不只是对我们最好的几位，以表达我们对整个村庄接纳、帮助、教育我们的感激之情。在延安、永坪等乡亲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请他们到餐馆相聚叙旧。

在村里，由知青出钱，书记找人，找地方操办一次聚餐，请全村人参加，红红火火地热闹一回。我估计还有一番协商，不料简单到像是打个招呼。

“樊书记，我是刘小幸。”“知道。”“想跟你商量一下回村探望老乡的事。”“噢。”“我们想请全村老乡吃一顿饸饹，我们出钱，你来操办。”“能哩！”“杀上一两只羊。”“能哩！”“买上些猪肉，菜水。”“能哩！”“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没有，一切满足你们的需要。”

我觉得意犹未尽，可是再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就结束了通话。

我们一行六个人。插队之前的老班长，插队时的知青小组长，杜珏，是开车来的，刚好能把我们全拉上，开始了一天的活动。

先参观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这些传统的中国革命纪念地，也参观了与我们有关的北京知青博物馆。

知青博物馆

延安地区北京知青博物馆占地不小，建筑也相当气派。参观的人不多，工作人员不算少。三层楼的展区有雕塑、实物、照片、视频、展板、统计数字等等。大致浏览一圈，我们都有些累了。为这么一群特定地区特定人群建立的博物馆实在令人印象深刻，不得不说是托总书记的福。

又见永坪

第二天，也就是9月7日星期天，我们到附近一个卖豆浆油条的小店吃了早点，就上车向永坪进发了。临走以前还没有忘记到延河大桥旁边去照上几张相以便跟几十年前的照片做对比。

这里是经典打卡地，照相的位置基本是固定的，姿势也差不多，但是心情大不相同。有初到延安的新鲜好奇；有送别身边插友因招工、招生、参军离开的惜别之情，和对自己前途的担忧；也有今天这样回首前半生的追忆和反思。

记得过去从延安到永坪或者从永坪到延安的长途车，如果能坐上的话，是灰尘仆仆的，有的窗子关不上，有的窗子缺玻璃，任凭风卷着黄土钻进来。我通常是双臂交叉伏在前面的椅子背上，头埋在肘弯里努力睡着，一直到了目的地才抬起头来。一方面强忍着晕车的不适，一方面无视黄土的侵扰。

这次是退耕还林取得明显成果以后我第一次走这条路，感觉大相径庭。取代光秃秃山头的是一片片绿荫，平坦洁净的路面和路边的绿化带相映成趣，非常养眼，看着很舒服。与美国高速路相比，路面比较窄，车道比较少，但是干净平整得多。

进入永坪镇之前，杜珏在永坪服务区停下来，让我们休整一下。这个服务区中等大小，除了我们的车以外没有别的车和人，所以显得十分空旷。服务大楼里面厕所、开水、餐饮、休息等等设施一应俱全，但是既无服务人员也无旅客。从干净的厕所和烧好的开水可以看出有人值班，不过我们也没有见到那个人。服务厅外面的院子里有一个介绍永坪会师的雕塑。

永坪会师纪念碑

这让我第一次了解到永坪会师的历史和意义。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25军经历长征到达永坪。他们是各路红军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红军。刘志丹率领他和谢子长等人组建的陕北、陕甘边区本地红26军、红27军于次日赶到，两军正式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有了稳固的落脚点。

来到永坪镇，我们先在旅馆住下，把行李都卸了下来。这个取名宏泰宾馆的旅馆是两位男士在北京就订好了的。旅馆分两个部分，前面临街的是楼房，旁边院子里的是窑洞形式的平房，叫作窑洞宾馆，很合我们的口味。

窑洞宾馆

进门窗下是一个桌子，看起来有点像折叠起来的麻将桌，两张大床顺着向窑掌排过去，再往里就是卫生间，有热水供应。床对面有一个条桌，上面一个电视挂在墙上。窑洞挺干净也比较安静。

旅店面临的大街朝两个方向延伸到挺远的地方，还有与其交叉的街道，房子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楼房也不少，是个不错的小城镇。

我们插队时，永坪只有一个旅社，一个食堂。赶集时挺热闹，南来北往的人们就在尘土飞扬的空场上进行交易。我们村的老乡一般是卖自家的鸡蛋、粮食、羊皮等等。还要担心别被抓了资本主义倾向，因为鸡蛋、粮食首先应该卖给国家，在市场上卖，可能被认为是黑市买卖……现如今，我很难找到永坪今昔的联系了。

柴树范，人称老干部，思绪缜密，认真负责。他事先就联系了住在永坪的王光李，请他帮助选择一个比较好的饭馆，并召集当时在永坪的老乡一起聚餐叙旧。

一到永坪就给王光李打了电话。后者马上来到旅社，并开始电话召集大家到餐馆来。最后，来参加的男人有王光李、樊世昌，女人有他们二人的婆姨：张有有和调转；爱娃（大刘婆姨）、高桂兰（东海妈）、来女和她弟弟，以及弟弟的孩子，等等，大家聊得热火朝天。

与部分老乡合影

张有有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话可真多，说他们以前有多穷多苦，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他们一心要给孩子好的教育，三个儿子都是大学或专科毕业，个个都有好工作，他们的日子也过得非常开心。给人的感觉是睡梦中都会笑醒了那么开心。

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樊世昌的老婆调转，她比几十年前显得干净利落甚至优雅！她自己说，过去在村子里面一是孩子多，二是生活比较困难，每天家里的事情忙不停，没有时间打理自己。现在孩子都大了，家里就是老两口，有了很多的空余时间，可以逛街，跟朋友拉话，打牌等等，不必受苦，日子过得轻松，心情很好。

樊世昌曾经是村里小学的教员，还当过党支部书记，跟知识青年来往很多。现在退休了，孩子们也有了各自的工作，老两口住在永坪的公寓里。他耳朵聋，但是凑近了还可以聊天，兴致挺高。虽然走路不利索，开车还挺行，开一辆电瓶车，不论走到哪里，总是把老婆拉上。

我们吃饭是在旅馆马路对过的明珠酒店里。打开菜单一看，海鲜、烤鸭、猪、牛、羊，煎炒烹炸凉拌菜，样样齐全。上菜以后，发现品相、味道和菜量都不错，不比大城市的饭馆差。想当年到永坪赶集，在那个唯一的食堂里面买上一碗粉汤和一个饼子就已经是挺大的享受了，现在这个水平的饭馆好像还不止一家，小饭馆就更多了，而且哪个都比当年的永坪食堂要讲究。

当年到永坪赶集走山路。从相邻的岔口村一条窄窄的小道爬上山梁，沿着山梁走一阵子，蹦紧膝盖和小腿，绕“十八道弯”下到沟底，又在沟底穿行一阵才能抵达永坪川，大约得走三个小时。如今坐汽车，据说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头天顺英一再嘱咐，一早就出发，千万不要吃早饭，一点儿都不能吃，不然我为你们准备的东西就糟蹋了。所以，我们早七点半从永坪镇出发，华东的儿子开车引路，几位回村的老乡坐那辆车，我们的车跟在后边向刘家渠那边开过去。只觉得我们一直走在沟里，两边是高高的山，树和草都挺绿，路也比较平，不知怎么就到了村里。

回到村里啦

先到樊东海书记家打了个招呼，就和大家一起步行过桥到顺英家去。这时一个娃娃脸的男人走过来问我是否认识他。我觉得他十分面熟但一时想不起名字。他说：“我是康虎啊！你那时带着我们在前湾里改河道，打坝平地的，还有老万（完生）！”我想起来了，康虎！他爸爸在前队拦羊。那时他只是个小孩子，现在都有60多岁了，完生儿也是一样的。他哥哥侯六是我们队的半劳力，好像只挣三分半，因为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干不了重活儿，但是常常被派来作为领导妇女劳动的人。我记得跟他一起劳动的妇女都比他挣的分多，不过因为他是个男人，就可以当我们的领导。

过去一进村口就看到一棵大槐树，周围是一个相对平坦的场地，叫槐树滩。当年队长呐喊着召集社员出工，送饭的人收集各家的饭食，电影放映员来放电影，都在这个地方。当时建石窑的人家不多，所以窑洞都顺着山根排开并渐渐往上推。

我们刚来的时候住的是老乡家的闲窑。后来，生产队用知青安家费在槐树滩旁边为我们盖了几孔石窑。现在老槐树已经死了，一棵年轻的槐树正在生长。靠着槐树的是已故一队老队长王玉珍之孙王新义的小卖店。这里仍然是乡亲们聚集聊天的地方，但是整个场地比原来显得窄了。

过了小卖店可以看见一座通往北洼沟的桥，那个桥边向河里伸展的坡上就是当年全村人取水饮用的地方。那时井台的旁边铺着一些石板，井并不太深，用一个木头杆子装上一个铁钩就可以取水，所以没有辘辘也没有绳子。那根去了皮的木杆大约有一丈多不到两丈，既不光滑也不笔直，正因为如此拔起来比较容易。粗的那头装了一个铁钩，用那个钩子钩住桶梁把桶放下去，再用钩子把桶梁摁到水里，使桶灌满水以后左右手交替把那根杆子拔上来。顺利的时候一下子就可以把桶灌满。

刚开始我们不会用那个杆子取水，有时桶还会脱钩，常需要老乡帮忙把桶捞上来，不过很快就学会了。我们担水用的是铁桶，比较轻便，取水时候也比较好把握。老乡几乎都用木桶，潮湿的木桶自重就很有分量。家里有好劳力的桶都比较大，不装水都沉甸甸的，很有些吓人。

跟男生一个灶吃饭的时候，男生担水比较主动，后来分开灶吃饭时就各管各了。现在家家都通了自来水，人们都不记得以前担水的水井了。我们在桥上一起辨认它的大致位置，可是周围杂草丛生，看不出一点井的样子。如果跑下去仔细观察，甚至挖掘一下或许能找到。四五十年里一个村庄的变化能有如此之大，挺惊人的。不过，中国总体的变化就更加惊人了！

乡间早餐

顺英跟我同岁，虽然不在一个生产队，但在当年一起干活交往比较多的年轻人中应该属于同侪了。他加入了我们知青和老乡共享的微信群，虽然不识字，但是很积极，经常交流，所以保持了和知青的熟悉度，这次我们回村他也参与了策划并且跟现任书记保持密切联系，督促他办好这一次聚会。

我们到了永坪准备第二天回村的时候，他就嘱咐我们不能在永坪吃早饭，早上起来早早出发到村里他家去吃。我们当然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嘱咐，不能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

顺英现在住在从村子向北洼沟方向过了河的坡上，我们过河的时候看到河两边都种了玉米，长得非常好，高高的植株，墨绿的叶子在晨雾中显得特别精神。过了桥爬上一个小坡，来到顺英家的院子。

农家小院

这个院子中等大小，有三孔石窑，院子里面有个小菜园，种了各种蔬菜，有南瓜、茄子、西红柿、辣椒，可见主人很勤快。灶台安在窑门口的一个棚子下面，顺英正忙着做饭，手上沾满面粉。他老婆身体不好，不能独立做饭，只能给他打打下手。锅里蒸着头一天就准备好的白馍馍，他还正在做洋芋擦擦，窑里桌上还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调料和小菜。这种规模的早饭，我们插队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即使是在比较富裕的人家。

早餐饭桌

一人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一碗香喷喷的洋芋擦擦，桌上有蒜汁、辣椒拌小葱、凉拌青番茄、煮好的红番茄酱、韭菜末和一大盘刚碾碎的冒着诱人香味的芝麻盐，还有雪白的馍馍！我们坐在桌旁边吃边聊，回忆我们在关家河插队的日子，现在的情况比起当年确实是好多了。

吃饭的窑洞是他女儿结婚时的婚房，其布局已经跟过去我们住的窑洞很不一样了。

传统窑洞

过去的窑洞掏好之后，洞口由一个木质门窗框撑起来。从外面看，最左边是门，门楣上边有一横梁，上边是半圆形的窗子，右下方在门一半高的地方预留了土炕的位置，同时也是窑洞正面的墙。横梁和土墙之间是一个长方形的窗子，与上面半圆形窗子一起负责窑洞的通风、采光，和装饰作用。

土炕是长方形，从窗口向窑掌延伸至窑洞深度的一半左右。土炕的中间掏出一条烟道，外边接上窗边墙角预留的烟囱，里边通向灶台。烟道上铺上石板，抹上泥，成为平整的炕面，再铺上炕席。灶台上挖一个圆坑，用泥抹好以后，放上一口大锅，做饭烧水都是它。

再往里是灶口。在这儿点火，烟带着热气通过炕上的烟道从窗边的烟囱冒出去，烧热锅里的水，温暖整个炕头。做烟道是个手艺活，弄得不好，烟从灶口倒灌出来，弥漫在整个窑洞里，呛得人眼泪鼻涕直流，还做不熟饭吃。炕沿围出了炕的边界，区分炕上炕下，炕头与锅台。锅台比炕低一些。窑洞内的墙壁和窑顶都是用泥抹的。干这活儿的人手艺很高，抹得平整光滑。虽然是泥土的本色，但是很美观。

至此，窑洞的本体就算完成了。锅台后面堆放当天用的柴草，窑掌里的空间，常常放着粮食囤子，水缸，腌菜缸，等等。对着门和炕是一片长条形的空间。有人家放一个长条床子，可以坐人、放东西。讲究一点的人家放一对描花绘鸟的木箱，很多人家就那么空着。

现在陕北的土窑洞基本被淘汰了，多数人家住上了安全、坚固、选址和设计方便的石窑。以顺英家的新型石窑为例。

新石窑

炕安排在窑掌里，靠着最里面的墙，接出来的灶只用来烧水热炕，不做饭。窑洞里边的顶和墙都刷成很明快的浅色，炕里边墙上有彩色的装饰。原来炕的位置现在是沙发，对面放了白色的衣柜和白色的电视柜。柜子旁边的墙上贴着女儿和女婿结婚的照片，穿着婚纱非常洋气。沙发前面有一个长长的茶几，今天用来当饭桌。现在女儿和女婿都在延安打工，外孙在那里上学。这个窑洞就是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住的。

老两口自己住的是另外一间，他们窑洞的布局跟传统的类似，一进门右边是炕，连着一个灶，可以取暖，也可以做饭。炕对面放着沙发和一个小柜子。窑洞顶部和墙的颜色也是很明快的，炕里面的墙有彩色的装饰也挂着照片。窑洞窗户的花纹非常好看，阳光透过玻璃把窗户的花纹投射在窑顶上看起来很美，很艺术。

窑洞窗户很艺术

以前窑洞的窑掌常常是放粮食囤子和水缸等东西，现在在作为卧室的窑里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家是把第三个窑洞专门用作储藏室和厨房，院子里还有另外一套锅灶，天热的时候和人多的时候就在外边做饭。现在很多老乡家的窑洞都是这种形式，所以从住房也可以看出来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

重访工地、登高远望

从顺英家出来，我们继续往北洼沟里面走。这是我们村土地比较集中的地方，这条沟很深很长，据说有十几里地，我们曾经到沟掌里面干过活，今天当然不可能走到沟的尽头，但是能够走一截，看一看这里的变化也不错。

前些年关家河发现了石油，集采公司在这里修路，安装磕头机，既促进了村庄的发展，也污染了村庄的环境。进北洼沟不远，有一条侧沟叫麻子沟，当年两个生产队共同组建的基建队在麻子沟打坝蓄水，赵伊娃、王健，和我都参加了。那时没有经验，只是想着把下面掏空以后，上面的土就会下来，这样掏土的效率就比较高。可是掏着掏着上面的一大块就劈头盖脸地塌下来，我们赶快跑，还好人没有被埋，但是有工具被埋在下面了，真危险！

打坝塌方处

现在在我们当年打坝的地方因塌方而造成的那个直立的峭壁还在，还是光秃秃的黄土，但是周围的山可以看出来都是绿色的了，远处的山峁上居然出现了一个小树林，沟沟坎坎上都被绿色的植物覆盖了。可以看出退耕还林的效果。路边上有磕头机，还可以看到集采公司的推土机在修复被水冲坏的道路。

现在我们想要爬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去看一看全村的景色，不用说就是要爬上庙山，那是关家河的制高点，在那个地方可以最大限度地看到村庄的面貌。出村一点儿就来到通往庙山山顶的沟口。

这个沟里面也有集采公司的磕头机，曾经生产石油，也修了路。但是现在好像这个磕头机已经被放弃，这个路就没有人修了。我们回村之前下过一场大雨，黄土路被水冲出了很深的壕沟，虽然现在已经不泥泞，可是坑坑洼洼的非常难走，车就不能再开上去了。于是我们把车停放在刚进沟一点儿的地方，然后就步行爬上山。

插队的时候，我们爬山都没问题，现在是半个世纪以后了，还能行吗？迈开腿试了试，可以！尽管不如当年敏捷。王宁的脚受过伤，不吃劲儿，仍然毫不犹豫地跟大家一起往上爬，并不想就停留在路口或半道上。大家也都不着急，慢慢地往上攀登。“登山亦有道，徐行则不踬”，正是我们在农村劳动和生活的过程中学到的。路上树木繁茂，特别喜人的是有几棵枣树，挂着不少红红的果实，好像鼓励和犒劳我们继续往上爬。

那天天气还挺热，等我们爬到山顶的庙旁边已经是满头大汗了。我们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大家轮流着敲那个挂在庙门口的钟，为村庄和乡亲们祈福。庙门是锁着的，从窗户缝隙里可以看到里面的神像经过重新油漆，不像当年那样破败不堪。老乡说这里每年举行两次比较大的庙会，一个是三月三，一个是七月半。方圆很多村子的人都到这里来赶会。

我们插队的时候还是文化革命期间，庙里的神像都被破了“四旧”，庙会也停了多年。登山占领制高点往往是基干民兵的事。有一年不知怎么台湾的气球带着宣传品飞到了陕北的山峁峁上，其中有蒋介石的戎装照片。民兵们连续几天晚上爬到山上观察阶级斗争新动向。据说，某村的民兵从山头上进入邻村，把一位村干部从炕上拉到院子里，让他交代谁是党员，把那人吓结实了。我不是基干民兵，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只听到过参与者带回的种种趣闻。

如今我们站在山顶上看着眼前的景象，努力辨别着哪些是熟悉的，哪些是改变了的。杜珏放出了他的无人机在空中飞翔，特别是在整个村子的上空，照出我们无论在地面还是在山顶都看不到的景色。上次回关家河的同学在山顶上合影留念，我们也拍了一张集体照。

登高远望关家河

这次看起来村里的道路更好了，绿色更多了，住房显得更新更敞亮了。午饭的时间快到了，我们赶快下山，免得老乡在那里等我们。村里的男男女女在村支书的组织下各尽所能，做菜的、揉面的、摆桌子的、安排座位的，在那里做准备，给我们腾出时间来看一看村庄的面貌。

热闹的聚会

来到樊东海书记家的院子里，聚会的准备工作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窑洞前面支起来了一个长形的帐篷，放了两张大圆桌，桌上摆着瓜子儿、苹果、葡萄、饮料等等。有一些人已经围坐在桌子旁边聊天。

餐前交谈

在院子的边上支着三口锅，有人正在一口大锅里炒菜。

炒菜

旁边一个小炉子上是油锅，有人在那边炸油糕。

炸糕

还有一口大锅上面架着液压饸饹床，三个人合作煮饸饹，一人揉面做劲儿，一人操作饸饹床，一人往出捞面。

压饸饹

炒菜的人手法非常纯熟，我问他是不是开饭馆的，他说是干过。旁边有一个人在巨大的面盆里揉面，那可是一个费力气的活儿，但揉面的人乐在其中，非常自豪地说不管是村里事儿，还是别的村里的人办事儿都会请他去揉面，他揉得好，也揉得快，关键是煮出来软硬合适，恰到好处。

今天的饸饹床子跟我过去见过的不一样。过去是一个可以架在炕后灶台锅上边的木头床子，压饸饹的人往往需要坐在那个床子的把手上，以便能够用自身的重量把硬硬的饸饹面压下去。今天是一个液压饸饹机，压起来需要一点操纵机器的技术，但是比起过去的饸饹床子要省劲多了。

人们陆续的来到了这个院子，各自找一个座位坐下，跟旁边的人拉着话，试图找到自己跟对方的某种联系。有的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仔细观察别人的相貌，然后开始搭话，说着说着就想起来了。即使后来出生的年轻人，或者娶到村里的婆姨也是在聊天中相认、相识。有个外村娶来的媳妇很自豪地讲起她娘家村里的知青回村探亲的景象。

做好了的菜已经逐渐搬到桌子上，那边饸饹机子也开始工作了。今天饸饹的羊肉汤有一大盆，羊肉很多，这也是大家最熟悉的饸饹汤。另外，考虑到有的人不吃羊肉，有的人吃素，还准备了猪肉豆腐汤，和一个素菜汤。还有一些小菜，桌子上放得非常热闹。羊主人过来跟我说这是他养的羊，个大肉香，杀了一头就够了。

汤、菜都上桌了

开饭前樊书记讲了几句话，说这次聚会是因为知青回来访问老乡，非常欢迎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叙叙过去的友情，拉拉家常，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村里给每个知青送了一份礼物，是小米和粉条，嘱咐我们走时一定要带走。

我也代表知青讲了几句，回忆我们在关家河插队的经历，感谢老乡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刚到村里时，我们听不懂陕北话，老乡听不懂普通话，交流都有困难。老乡甚至评论说：“这些学生憨着哩，话也听不懂！”何止是听不懂话，饭也做不熟吃，柴也打不来，农活就更不会干。老乡，特别是年轻人，虽然笑话我们，但是也热心地帮助和教我们，让我们逐渐掌握了各种农活的技能。

这次回乡的插队朋友是五个人加一个家属，而没有能够同行的其他同学也在北京、上海、海南等地关注我们的行程，与我们和老乡互动，发以前的照片跟今天的对比。让我们感到大家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陕北话学得不好，虽然老乡说的陕北话我全能听懂，但是只能用夹杂着陕北话词汇的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过老乡完全能听懂。这应该说也是我们插队的收获之一。饸饹煮好就开饭啦！有人负责给老人们把饸饹端上桌，有的人自己到锅边去取。端着饸饹就到放菜的桌子上去选自己想吃的汤和菜。大多数的人选的是羊肉汤。

今天早上才杀的羊，肉又香，汤又鲜，吃起来也倍受赞扬。饭菜的量很大，吃完又去盛，管饱，看上去真过瘾！同时也感觉到虽然老乡现在不饿肚子了，跟城市的生活还是有差距的。这顿饭大家吃得心满意足，然后一起拍照片。

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年村里的小学老师王宁跟她几位学生的合影。当年他们都是不满十岁的小孩子，现在都是五十多岁的汉子了，还记得当年老师对他们的教诲。

王宁和她的学生

书记说村里能来的人都来了，有个别的人是家里面刚好有事情不能来。当年两百多人的村庄，现在只有六十多人常年生活在这里。

一来自从退耕还林，村里只种很少的玉米，除了几户搞养殖业的人以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谋生。二来现在更多的人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攒钱，找机会让孩子上学念书。我们插队时，全村没有一个大学生，现在有十多个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在外面找到工作，包括北京。第三，现在村里没有小学了，孩子读书必须离开村庄，而且需要家人陪伴。所以常常是父母带着孩子到永坪或者延川去读书，妈妈陪读，爸爸打工。如果没有工作机会就需要去到更远的地方。第四，儿女工作挣了钱，把父母接到城镇去养老、享福。因此，村里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周围的村庄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情况。

与老乡合影

饭后老乡渐渐散去，有的在大槐树下聊天，有的约知青到他们家里去坐坐。我赶快找到连生和他的儿子，跟他们一起去给王玉珍扫墓，这是此次未能同行的张芝兰同学的委托，也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王玉珍是我们的老队长，除了领导生产，教我们农活以外，对知识青年的生活也很关心。

我们搬进队里为我们打的加了石窑口的新窑洞以后，对陕北农村的生活也逐渐适应了，但是仍然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特别是柴火比较紧缺。一来我们打柴的能力有限，二来当时植被很差，走好远也打不到多少。一日下着不大不小的雨，门口堆柴火的地方，只剩下一些不顶劲的碎柴，我们坐在炕头上为烧火做饭发愁，听到外面有动静，我趴在天窗口看到老队长王玉珍，扔下一捆柴转身正要离开。

那是狼牙刺，虽然扎手可是有油性易燃耐烧。“队长，你真是个大好人！回窑里来避避雨吧。”我喊道。他一边回答说：“不了，回呀。”一边自言自语：“这些女人家可怜哩，柴也打不下，饭也做不熟。妈妈大大咋能叫这里来嘛！”两个肩膀一边是扁担，一边是溜子镢，二者在背后交叉着搭在一起，在雨中不紧不慢地走回家去……

老队长的墓在路边的一个坡上，坡并不高，但是没有路，上面长着荒草，而且坑坑洼洼的挺不好爬。我们给他烧香烧纸，我还给他磕了头，因为王玉珍的确是对知识青年非常好，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连生说他们家的墓地风景很好，我四面看了一下，实在看不出来这里风景有什么好的。后来我意识到，他指的是风水好而不是风景好，因为他说他们家是全村出大学生、研究生最多的。

我去扫墓的时候，王宁和宝玲去了过去的房东家，杜珏去了张合家，也是过去的房东。大家跟老乡聊得依依不舍。不过，离别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要回到永坪去过夜。我们带上了老乡的礼物，再一次感谢樊书记和乡亲们。这一天的活动安排得紧凑、有序、热情洋溢，搞得真不错。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床王光李和华东就已经在门口等我们了，怕吵我们睡觉没有敲门。他们是来带我们到一个小饭馆去吃早点，以此向我们辞行，我们从他们身上进一步感觉到老乡对我们的热情。他们都没吃，而是给我们买了早点，让我们吃饱好上路。我们就这样带着第二故乡乡亲们的一片深情踏上了归程。

回乡探亲的过程中，大家都拍了不少照片和视频，特别是宝玲和树范。回到北京以后还陆续做成视频、美篇、小影、小年糕等等作品发在网上与大家分享，帮助我们记录和回忆这次难忘的经历。

反思插队和回乡

近年来，回到第二故乡探亲的插队知青不在少数。

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的年龄都是70以上了。随着中国人平均寿命的增长，“古来稀”的说法似乎有些过时，而体力下降，疾病增多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赶紧回去看看，以免留下遗憾。

其二，同样的道理，村里与我们年龄相仿的乡亲所剩无几。虽然还能辨认出村庄的旧貌，尽管还能抚着他们后代的臂膊，聊聊他们的父辈、祖辈，到底不如握住老熟人的手说：“我来看你了！”再者，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那些地方的自然条件、生存环境、往来交通等等都有改善。

例如我们村，当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公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上只能看到一两棵树。现在，高铁通到延安，汽车可以开到村里，一些村里人也有了自己的汽车，方便到不能再方便了。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以后。无论自愿与否，大家都意识到非去不可了。于是这个运动就开展起来，并且搞得轰轰烈烈。

然而我们刚到村里不久，就传来了没离开学校的同学被分配到了北京工厂的消息，同学们的情绪自然有所波动。同时，大家也理解，要立即返回北京参加分配是不可能的。因此，慢慢平复了情绪开始学习和适应在农村的生活。

同是陕北知青的马丹柯说：“我们这一代知青通过插队具有了百姓情感”，的确是这样的。无论当时怎样来到农村又如何离去，“对于老百姓，我们这些知青由接触到了解，由了解到深入，由同情到理解，由理解到思想上的改观，可以说，在插队的几年间，我们这一代知青不同程度的收获了一种老百姓的情怀与感情”。

我个人在离开农村几十年的生活中一直保持了对（特别是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各方面的关注，是与这种感情密切相关的。但是这种感情很难支持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歌颂。

1969年从上海到云南傣族山寨插队的朱克家，后来成为了全国知青的先进典型。他在反思知青运动时说：“虽然我是自愿的，但对69年之后的知青运动是否定的。其实不用多深的道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更左的朝鲜，将正在上学读书的学生，停课搞运动，然后无奈地将学生送去边疆、农场、农村。”

换句话来说，无论我们是否自愿投入了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在运动中获益还是受损，这都不是一个壮举。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通过插队具有了百姓情感”，对陕北农村和农民的感情是真诚的和深沉的，陕北也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这是我们总惦记着回去看看的根本原因。

（本文中的照片除作者拍摄的以外，都由同行的朋友，特别是我们中唯一的家属代表李兵提供。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

刘小幸，出生于云南昆明。1969年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1974年进陕西省卫生学校药剂专业学习。1976年毕业后分配到延安地区医院西药房工作。1981年调入北京电子部第六研究所。1985年调到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990年赴美留学，1998年获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人类学博士学位。2004年成为美国创价大学中国语言文化教授，2022年荣誉退休。